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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开漳史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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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漳史话3

三、平定“蛮獠啸乱”和开发建设漳州的历史意义

陈政、陈元光一家祖孙六代,远离中原故土,举家南迁入闽,历时150多年,把毕生精力用在戍闽开漳和推动闽粤社会文明发展上,为闽南、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宏基伟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上,威德并用,励精图治,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稳定奠定了基石。

陈政、陈元光及其将属戍闽开漳,加速了我国东南边陲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使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归顺了朝廷,巩固了大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唐初,泉潮间被视为“蛮獠”的畲族,几乎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多住在“背山面海”的“蛇豕之区”,以狩猎为生,山洞为家,到处“榛莽如是,几疑非人所居”(陈元光《谢准请表》)。他们常与安居从事农耕的汉人发生冲突,历朝政府所派军队都未能进入其“领地”,只能以九龙江为界,“插柳为营”,中央政权鞭长莫及。而九龙江以西尽为“蛮獠”活动场所,他们据此长期与官府对峙,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陈元光祖孙及其将士戍闽开漳,开创了东南边陲的历史新纪元,使昔日蛮荒之地渐成文明之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风俗等开始融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逐步贴近中原水平。居民的血统、心理素质和民族意识自此与中原息息相通,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在闽粤之域得以发扬光大。此后千余年来,闽南一带未出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的割据政权和势力,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其历史意义和影响是划时代的。

首先,陈政、陈元光在军事上,不仅“靖寇患于炎荒”,平定泉潮间36峒寨,“夷群虏之薮为太平之区”,还依循国家的军队建制,将入闽的府兵分为上、中、下三营,以府治所在地为中心,分片驻守。在镇帅之下,设置营将、分营将、军谘祭酒、校尉、队正、伙长等职。同时,“效先王巡狩之制”,奏立行台于四境,作为军事绥靖和政治教化据点,并在境内要塞地段建立36个堡所,置有报警烽火台,设立古楼驿站。四个行台“一在泉之游仙乡松州堡(今芗城区浦南镇),上游直抵苦草镇(今属龙岩市);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今诏安县南诏镇),下游直至潮之揭阳县;一在常乐里佛潭桥(今漳浦县佛昙镇),直抵沙澳里太母山(今龙海市港尾镇)而上;一在新安里大峰山(今平和县大溪镇),回入清宁里卢溪堡(今平和县卢溪镇),上游直抵太平岭(今诏安县太平镇)而止”。陈元光不仅分兵遣将戍守四境和所有堡所,还“四时巡逻,躬行以察”,“教诲捍御”。因而社会日趋安定,当时所辖州域“北距泉、兴,南逾潮、惠,西抵汀赣,东接诸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

其次,陈元光在政治主张上,始终坚持 “明王慎德,以徕四夷”。 “德”是儒家思想核心,按照“德”的要求,应以仁义为本。所以为了做到“民心有系,土俗转淳”,陈元光采取了开明的抚绥政策,推行“畿荒一德”,主张“教化治民”,提倡“以和为主”,在少数民族杂居的特定条件下,特别强调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对土著少数民族给予种种优惠,小心谨慎地处理府兵、汉人与畲、苗等少数民族关系,力求感化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最初对蛮征战的几年里,陈元光在父亲军事政策的基础上,调整战争中过多杀戮的倾向,吸纳诸葛亮对少数民族攻心唯上的方法,“且战且抚”,对那些顽抗者,也只是“落剑惟戎首,游绳系胁从”。其间入潮对蛮的几次征战,陈元光统领的唐军大都属被迫应战的。陈元光《候夜行师七唱》就曾感叹“寇戎不测纷如雪,甲胄何时不出门”。可见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军才会领兵出征。每次凯旋归来时,陈元光又都告诫自己“记此非黩武”,就是要自己记住(对蛮民)不要滥用武力。

就这样,陈元光在艰苦的平叛上采取分别对待、威德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兴“兵革” 之威,孤立、惩处“啸乱”首恶,一方面推行民族融合的怀柔政策,教化团结多数。即重视对大部分啸乱流寇的招抚,加强“唐化”,改善汉蛮关系,化解他们的矛盾、冲突,促进、加深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融洽、团结。

在此基础上,陈元光实行偃武修文的措施,即停止武备,提倡文教。其间“得首恶于金溪而诛之,徙顽民于宁远而全之”。(欧阳詹《忠毅文惠公行状》)《修文语士民》一诗中就真实地记录了修缮典法,以告士民,实行“偃武修文”的史实。如“虔岭顽民远,朝阳寇逆招”就记叙了陈元光曾把一部分首恶顽固者远徙到今江西省赣州以南的赣江流域一带定居,并招顺潮阳的寇逆。但是“徙之则难于屡徙”,所以对愿意“归附”的“土黎”,就划区安置,编入版籍,引导其自我管理。(漳浦县志:愿附者,抚而籍焉。)这样家有户籍,政府计丁口,授与土田,不再算作“蛮族”而加以歧视了。

陈元光还从“仁”的要求出发,对“穷民加保惠”。这种做法是颇得朝廷赞许的,如“蛮畏其威,民怀其惠” (武则天《敕陈元光建州县》)。这样实施惠民政策,减免蛮獠的徭役租税以减轻其负担,同时招集流亡,又抑制地方豪强对他们的迫害,从而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保全了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利。而对由于道路险阻而散处于西北山洞的畲民,派人“开山取道,剪除荆棘,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并“遣士人诱而化之”。此外,继续经营、扩大、完善原来在火田村建立的“唐化里”,以唐朝廷的“恩惠”政策感化蛮民,以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开化蛮民传教蛮民,使原来的战乱之区成为汉畲杂居,快乐相处之地,真正做到了“民风移丑陋,士俗转醖醇”。陈元光《龙湖集》中,有“海岳皆效灵,苗民悉循纪”,“归化服维新,皇朝重玄质”、“日将山獠化编民”等诗句,都反映出了这种情况。这种“胡越百家”好合的政策,几代延续下去,因此出现了“边徼宁弭”的安定局面。

(平息“蛮獠啸乱”是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战争,采取的策略与对北方周边用兵不同。由于陈政开始只着眼于版图之内这一现象,而忽略民族关系这一内在因素,所以用兵八年才进抵绥安故地。陈元光继任父职之后,虽在历经十年后总结出经验教训,放弃杀戮迁徙的策略,注重招抚、教化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但由于一开始就未能专于注重民族间的关系,未能采用抚慰上层比较平等地对待畲民,因此某些部落仍持敌对情绪潜居深山,至明万历间,《漳州府志》还记载他们刀耕火种,“光洁则徙”,并“往往聚众出而为患”。)

与此同时,陈元光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并积极主张、鼓励部下与蛮民等少数民族和亲通婚,闽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此逐渐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

陈元光在《候夜行师七唱》一诗中说:“男生女长通蕃息,五十八姓交为婚”。原来由于长期战乱,蛮男子多战死或逃亡,致使蛮民女多于男,而入闽开漳的中原府兵,由于长期戍守边疆,多数成为胡子兵,因而当时闽南到处有怨女旷男。陈元光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提倡并鼓励汉蛮互相婚配。丁儒有诗云“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就反映了通婚的事实。陈元光亦有诗句云“委盾结缡托其躯”,意思是:没有打仗了,兵士放下武器,和越族女人结婚。据说,当唐军将士与土著民族女子通婚时,结婚之夜,新娘外着吉服,但内必着白衣裤,这样来拜天地、谒祖宗。汉俗是丧事才着白衣,以为丧孝之服。何以在新婚喜事的日子却反而着白衣裤呢?原来蛮女是为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父兄,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允许她们在结婚之日内着素服,三天后方能脱下,此后长期保存,终老时要把这套衣服裹入殓。陈元光尊重女方意愿,同意这个要求。这样这一习俗就广泛流传,成为这一地区畲族的风俗,至今在惠安山腰乡等地畲村仍完好保留这一习惯。(惠安的这些钟姓畲族,据族谱记载,其先自漳州移居海澄,嗣后分支同安钟宅,明永乐年间迁至安溪善坛,嘉靖年间再迁居惠安山腰乡钟厝。)

汉蛮的通婚结亲,打破了当地土著民族长期以来只在本民族间自相婚配、不与汉人通婚的习惯,使得民族隔阂逐渐消失,大大改善和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

元光部将丁儒有诗云:“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追随情语好,问馈几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尽管“功成在炎域”,仍愿“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表达了永远扎根闽南的良好愿望,足可见当时人民安居乐业,而且从中原南来的将士已和当地畲汉人民结下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

畲汉两族人民交错杂居,友好相处,产生了感情,畲族人民景仰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而漳州物产丰富,“南薰阜物华”,“野味散芬芳,海肴参茂密”,汉族军士乐意在此屯戍、落籍,再加上军中男多女少,可与畲族女子交婚。这样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影响妻子,妻子也影响丈夫,其子女亦受到父母双方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最后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代变一代,最终使畲文化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两者融合。现在漳州境内除仍居于山内的畲族人民,无论政治、文化、经济水平,与汉族已没有差距,生活习俗也基本一致。(仍居于山内的畲民,至今仍保留自相婚姻的习惯。由于通婚圈缩小,加上较少和汉族交流,无论是人的素质、文化经济水平都有较大的差距。)而漳州地区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是汉畲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果。由此也可看出,陈元光倡导通婚的措施虽有一定强制性,但是却顺乎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真正促进了闽地民族的融合,促进了闽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一长期实行的迁民落籍、汉蛮通婚等民族融合政策发挥了最佳的效应,促进了族群的交流和联系,真正做到“和集百越”,使之“化蛮獠之俗为冠带之伦”,汉蛮关系得到迅速改善,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对蛮民产生直接的“唐化”影响。从而达到收兵放马,致力开发生产,“胡越百家,愈无罅隙”,实现了闽粤地区的民族统一。

(二)经济上,垦荒屯田,通商惠工,为漳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石。

陈政、陈元光及其将士,把中原农耕文明的广泛深入传播和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为闽南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他们注重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当务之急,兴修水利,劝农重本,注重传播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

漳州未设治前,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由于耕作技术粗放,生产水平低下,作物产量低,经济落后。当时福建的沿海地区在唐以前大部分都没有围垦,今天在闽南以浦(即海滩)、以浔(即水中露出之地)、以埭(即平地筑堤障海)命名的村落,在唐以前几乎都是海潮出没之地。为了促进漳州的山区和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陈元光在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

一是重视水利建设,筑坝开渠,兴修水利,以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漳州的设治,为了改变当地生产的落后面貌,陈元光率领府兵将士在漳江两畔“障海为田”,逐渐展开与海争地的围垦工作,然后筑坝开渠,引水灌溉,改旱地为水稻田,在漳江上游修建军陂(即水坝)和水渠,使荒原旱野有了灌溉之利。云霄至今还有3处水利设施与陈政、陈元光的开屯有关。其中有军陂(陂,是闽南人对拦河水坝的俗称。而军陂,乃专指遗存于云霄境内之唐代开漳将士所建拦河水利工程,是一种纪念性的褒称。)2处,一在火田,一在孙坑;陈公陂1处,在中营西林附近的和瑞堂。火田军陂亦称“圣王陂”,位于火田村西北面,即竹树潭与珍珠坂两村之间的漳江上游火田溪中段,系陈政、陈元光率驻屯将士所建造的拦江自流灌溉水利工程。火田军陂由滚水坝和引水渠组成,滚水坝长约120米,今残存两岸各一段及江心一节。陂基数处七借江中天然巨石做砥柱,起到加固堰坝作用。陂左有引水渠配套工程自火田村后通向七里铺村,沿江岸依地形蜿蜒开凿,全长4公里,其中有500米系劈岩凿石而过。陂堰所拦住的溪水,沿渠道流入七里铺洋,灌溉面积达千亩以上。现存碑记两方,一在火田村中的开漳圣王庙内,嵌于壁上,记载陂所由来及船只通过和有关保护的规则;一在陂左侧的山腰上,正面中间镌“圣王陂”,两旁镌“春来雨人人不安,月上农夫心艰难”等字样,背面镌“咸丰八年”。火田军陂建在1300多年前,不能不说是一个雄伟的工程,是迄今已知的福建最早建造的水利工程。因此火田军陂有“漳州第一陂”之称,是中原先进水利灌溉技术传入闽南蛮荒之地的历史见证。直到今天,这座圣王陂仍在发挥着作用,那条劈岩凿石而过的数里渠道,以及经后人在军陂遗址上游砌筑的临时堰坝,至今依然灌溉着千亩良田。(陈公陂与孙坑军陂,因年代久远,已无资料可考。)由于有陈元光重视灌溉水利工程的基础,因此后来漳州出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美好景象。

二是劝农重本,推行垦屯和“均田制”,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耕,养民生息。

其一,陈元光积极推行“寓兵于农”的屯田政策,寓兵于农,积极屯田。陈元光发动部众以火田一带为军垦基地,披荆斩棘,开山治道,垦荒屯田,开展大规模生产建设活动,既减轻了长期处于战乱中的当地贫困百姓的负担,保障了入闽府兵的粮饷供给,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陈元光还组织大批“散亡”的劳动力进行垦荒。在陈元光“劝农重本”思想的启迪下,官民屯田垦荒蔚然成风,以至出现了“山到崔嵬犹力耕”。

其二,大力推行“均田制”,把原来绥安、兰水无主地、荒田及沿海沿江围垦的土地等按民户人口额数分配土地,动员民户垦荒,自垦自种,并招徕流亡,建宅垦荒。“均田制”推行之后,吸引了闽越之地很多穷苦农民“负耒耜,皆望九龙江而来”,涌现了大批的自耕农。各地蛮民纷纷归附,大批流亡招徕而聚。而且陈元光深知“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于是实施“轻徭薄赋,善政养民”的政策,对于归附的蛮獠“不役不税”,教授他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扶持生产,改变他们“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面貌,逐渐向着开发梯山为梯田,成为比较固定的生产园地。并使当地农业生产一年三熟。

其三,着力推广应用中原地区先进农业生产方式、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推广中原犁、耙、磨、压等农具,并进行仿制、打造农用器具,掌握耕牛繁殖技术,解决耕作缺牛的困难,改进耕作。对于那些星散在深山老林中的畲民,陈元光派人入山传授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诱导他们摆脱原始的粗放耕作方法,使荒凉山区“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初步实现了“日将山獠化缟民”的愿望。在生产种植上,改种双季稻,引种荔枝、龙眼、柑桔、香蕉、茶叶等经济作物, 使此间物产丰富,“南薰阜物华”,“野味散芬芳,海肴参茂密”。陈元光部将丁儒的《归闲二十韵》诗中也描述到“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津。蜜取花间液,橘藏树上珍。醉宜薯蔗沥,睡稳木棉温。茉莉香篱落,榕阴浃里闉。”等情景,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多种种植的阶段,并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也使后来的中原移民乐意在此屯戍,垦殖沃土,辟为稻田蔗圃,从而安居乐业,繁衍子息,终于落籍不归了。另外,陈元光及其部将从中原带去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而闽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这两种条件的结合,使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社会稳定和民族融洽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三是陈元光致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重视工商业,鼓励贩陶冶等手工业,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

陈元光重视贸易,扶持工商,发展手工业和行商走贩,繁荣经济。随着“通商惠工”政策的实施,漳江两岸逐渐成为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枢纽。近海民户多从事晒盐、造船,内地则从事制茶、烧瓷、制陶、冶金和织染,手工业渐成规模,使军民的物质生活大有改善,惠泽社会大众。如火田是陈政、陈元光最初建宅和屯军之地,村旁有居民住地称“古厝窑”(亦称“许厝窑”),当地群众称此地名古已有之,且烧制陶器历来不断,很可能就是开漳时期烧制陶瓷的旧址。陈元光还积极发展水运,以通舟楫,开通闽南与闽西水上交通要道,促进九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而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水陆交通便利的中营西林,今西林村东的漳江“石饭头”,即为古漳州的天然码头。漳江通海,潮汐直达石饭头以上的西北两溪,内河船运可沿漳江上游四大支流通达云霄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云霄至平和及其以上地区的鱼盐海产品和山区竹木柴炭等各种农副产品,很大部分都是通过漳江船运进行沟通的,而江上通行的船只皆体形一律,称为“西林船”。足见在开漳前后,以西林为水上交通枢纽的商业活动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郡县所在地“民居比密,市井繁华”,工商行业启兴成市,商业中心蓬勃兴起,商品集散地星罗棋布,货物齐全且琳琅满目,市场活跃,一派欣欣向荣。“渐成商业重镇,坐商、行旅、摊贩聚集一起,每日正午击鼓开市,日落鸣钲收市,经营的货物繁多,农产品、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应有尽有”(林祥瑞、刘祖陛《论陈元光的历史功绩》)。因此,当时已有海外船舶和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在谱牒引有“闽越之间,乌夷斯杂”之说。

由于陈元光各种开明政策的领导,而且多措并施,再加上府兵将士与蛮汉民众的共同努力,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在蛮荒逐步确立,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迅速在闽南推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使这片僻处边隅的“群虏之薮”变成“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的丰饶宝地,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进步,跨越性的发展。正是采取这些有效措施,使初建时期的漳州出现了经济繁荣、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民风移丑陋,士俗转酝醇”,“南薰阜物华,南僚俨庭实”,“野女妍堆髻,山僚醉倒壶”,“年康收筐文,庭实陈秋荻”,“农效十岁丰,师阃和民悦”等等。陈元光对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的重视,从他留给儿子陈珦的一首诗《示珦》中也可看出,诗中要他的儿子陈珦“星言劝驾农”,就是要儿子多督促耕作,抓农业奖励生产。

总之陈元光及其部将作为漳州的开拓者,兴修水利,奖农助耕,惠工通商,使处于闽粤间的这一千古蛮荒之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走向长治久安和初步的繁荣发展。

(三)文化上,倡兴庠序,德礼教化,为闽南文化圈的形成和文明进步奠定基石。

陈政、陈元光入闽开漳,自始至终高度重视文化、礼义教育。正如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所阐明的那样,他认为此为蛮荒之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职方久废,学校不兴”,民众长期“不沐王教”,“民风丑陋”,而想要这东南边陲真正安宁,居民和睦,“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庠序”古代泛指学校,殷代曰庠,周代称序)表中陈述“救时之急务”,就是“建治所而注颁官吏”,兴庠序而施教化,实行“畿荒一德”,也就是说对待少数民族如同对待汉族人民一样,“一视同仁”,对于炎荒的蛮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应享受和中原汉人一样,指导他们耕种,为他们设学校,传授他们诗书礼教(事后证明,这是唐王朝在治边政策上的一次大变革。)。只有这样,“胡越百家,愈无罅隙”,中原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才能和睦相处,共同开发闽南。

于是在闽南这块地旷人稀、职方久废的荒疆绝域,陈元光开始了文教法治,传承文明。他身体力行、持之不渝地用“德礼”教化民心,移风易俗。即以儒家的德礼思想来转变蛮人思想,以中原文明之风来改造社会陋习,以建立“治教之邦”。

而兴学举办教育则被陈元光当成开漳后的一大要事,视之为“救时之急务”,以此将中原的教育和先进文化引入漳州,推行乡校教育。州署(今云霄西林村)设有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还特设专司教育的职官——文学。专门请“文学”和饱学之士许天正等为学生讲学,教授文化礼仪。

身为漳州首任剌吏的陈元光在九龙江畔屯地(今浦南松洲堡)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最早以书院命名的学府,也是漳州有史以来第一所官办学校,这就是由陈元光之子陈珦松洲筹建的“松洲书院”。(据《中国教育史》称,以书院为学校名称“其始于唐代丽正书院”。但据史料记载,芗城松洲书院的建立却比丽正书院早十年建立。这样,松洲书院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书院。)松洲书院一开办,便招收40名学生,元光之子陈珦亲自到书院主持讲授,办校旨在“为导民于礼乐,无混迹于渔樵。”《漳州府志》对此记载:“与士民讲习,时州治初建,俗沿龠鄙,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真所谓是:“敦伦开野叟,勤学劝生儒”。可见当时松洲书院以礼乐改善陋俗,以中原文化提高人们的素质,使原来的穷乡僻壤地区逐步讲究礼教,重视培育人才。陈元光在陈珦官授翰林院承旨学士时曾写给他一首诗,题为《示子珦》。诗中所言握笔持弓,建功立业,造福苍生,勤勉自重,既是诗人的志向和人格的写照,也是他教导子孙的珠玑良言。其中“日阅书开士”告诫儿子要:兴学校注重教化。在陈元光对儿子珦的身体力行的影响、教育下,陈珦自幼好学,善词赋,于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明经及第,官授翰林院承旨学士。但他任职12年后就主动辞职回漳,负责主持松洲书院的学政,并亲自讲学授课。陈珦任教3年以后,因其父陈元光以身殉职,朝廷命他袭任父职,于是离开松洲书院就任漳州剌史。直到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时年57岁的陈珦告老归休,回到“松洲别业”(即别墅)颐养天年,又继续在松洲书院聚徒授课,直至62岁寿终而止。陈珦不愧为开拓漳州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堪称漳州之第一位教育家。

后松洲书院历经各朝重修,一直保持前落为崇祀陈元光及其部将的威惠庙,后进为读书处的“庙堂兼书院”的特点。松洲书院与松洲威惠庙在建筑上合为一体,形成“前庙后校”,别具一格,整座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这一古建筑见证了漳州文化教育史,被称为“八闽第一书院”。松洲书院还称得上是创全国办书院之首举,在教育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松洲书院创立后,兴办社学、义学在闽南一带蔚成风尚,文教渐兴,中原文化和伦理道德迅速得到传播,知书达礼的人愈来愈多,使漳州大地实现了“民风移丑陋,土俗转温醇”的巨大变革,达到了 “觉昨非而今是,必旧去而新更”的目的。(据史料所载,历宋、元、明诸代,兴办书院成为社会风气,仅以漳州的诏安来说,宋代就有“丹诏书院”、“石屏书院”、“浙山书院”、“傍江书院”和“九侯书院”;明代又有“新成书院”和“东瀛书院”等。)

在法治上,陈元光“讲伦理”“治法彰”(施行法治);对官吏要求“传清净以临民,守无私以奉国”。“治法彰,则民心自知畏服”,创为民清廉政治,兴清明礼义新风,出现了“化蛮獠之俗为冠带之伦”,真正施教化,移风俗。

陈元光认为只有讲伦理才有可能易陋俗,只有治法彰才有可能得民心。作为一名政治家,陈元光的诗歌里很多题材就是有关勤于职守,忠孝俭朴,清廉律己的政见。“治循往古之良规,诚为救时之急务。”他主张按照唐朝既定的管理汉人的方针政策来管理畲民。这种做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畲族社会的封建化过程,而且为漳州乃至闽南奠定了汉文化的基础,也体现各民族平等的政策。

陈元光兴学校,讲伦理,对闽南一带后世教育的发展、文化的积淀和良风美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的英雄,除了叱咤风云的壮举能让后人世代景仰外,他们偶存的诗章更能让人完整地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人格。如项羽的《垓下曲》、刘邦的《大风歌》、岳飞的《满江红》……并且,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诗篇更是一笔价值无限的精神遗产。同样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还能读到陈元光及其部下遗留下来的诗篇,还能透过这些从历史的尘烟中一路走来的诗章解读出陈元光不仅是一位善于领兵征战的将军,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儒教学者和颇有成就的诗人。由此可见,集文官和儒将于一身的陈元光,具备这样高的素质和修养,主政期间重教兴文,德礼育人,恩威并重,倡导文明,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了。也唯此,才收到了“偃武修文,四夷自服”的社会效果。

而且我们从中还看到陈政、陈元光率领南下的中原府兵,是一支较大规模的开发力量,不仅能征善战,还具有较高文化素质。陈政麾下大将许天正、李伯瑶、丁儒等,都世习儒术、智勇双全。陈元光13岁就领乡荐第一,《全唐诗》收录其诗作,著有《玉钤集》,已轶,存《龙湖集》传世,是文韬武略的难得将才。陈珦更是明经及第出身,十五岁时授翰林院承旨直学士,成为闽省登第的第一人,后主管漳州学政,筹办松州书院于开漳文化发祥地上营松柏鞍。据史料所载,漳州在唐代得科名12人,居福建第4位。这些莘莘学子言传身教,漳州地区书院讲堂迭起,文教之风日盛,由是,实现了“畿荒一德”,闽南成为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净土。“士黎”安居了,“俚歌声靡曼”,官吏作诗曰:“村黎爱慕臣”,中州军校也觉得“土音听渐惯,民俗始知淳”。两族和睦相处,“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唐朝驻军则“三军歌按堵”,且“修文休众士”,这不是达到“胡越百家,愈无罅隙”的境界,完全实现了陈元光的宿愿了吗? 他心力并耗,孜孜求治,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经过25年的努力,终将一个争战不断、荒芜落后的泉潮边区建设成为有一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州郡。真所谓“人物幅辏,文化渐开,帆舶如云,鱼盐成阜”。漳州由此渐渐成为有“闽粤重镇”、“海滨邹鲁”之称的繁荣富庶之地。

此外,来自中原的南下将士还把中原语音带进了闽南。这种语音和当时当地的土著百姓的语音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代乃至现在流行于漳、厦、泉和粤东的闽南话(亦称为河洛话)。闽南话是全国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之一闽方言的主要次方言,它保留着大量隋唐时期中原古汉语的面目,因此被称为“古汉语(中原古音)的活化石”。随着众多开漳将士的后裔播迁东南沿海,闽南话又源源不断地传播开去,传至台湾、东南亚等地。这种影响力之深远让人所料不及,它等于在东南沿海开辟了一条类似“丝绸之路”的“海上声路”。(据统计,至今海内外使用闽南话的人数大约6000万左右。)特别是传入台湾的闽南话,它与漳州的闽南话言同声、书同文,是最直接反映两岸血缘与地缘关系的镜子。目前台湾方面正大力加强对闽南话的研究以及发扬。另外在海外华人中,大多也用闽南话与粤语相交流,在世界各地有名的唐人街,使用语言就是闽南话与粤语。闽南话做为中国除了普通话外的第2大语言体系,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国的很多有名诗歌等古诗词,得用闽南话来朗读,方能有压韵,节奏之美。漳州师院教授汤漳平曾这样介绍道:“闽南方言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方言,被称为中国语言的活化石,因为它保存着唐代的河洛话,也就是当时的官话。唐初陈政陈元光他们带领中原民众来了以后,就把这个语言保留了下来。我们现在用闽南话念唐诗,完全押韵;可是用普通话念唐诗,有百分之三十是不押韵的。”而今天的闽南话也随着漳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跟上时代的潮流。

(四)精神上,威惠广济,遗爱万民,为世代海内外后裔提供宝贵的动力和财富。

评价陈政、陈元光戍闽开漳的历史意义,更要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事件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是陈元光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精神遗产,这是比物质更值钱的精神财富。

陈元光之所以被神化为“开漳圣王”,受到闽台和海外侨民的崇拜,最基本的一条是他本人及其家族为“开漳建漳”所做出的贡献。陈元光率兵镇守南疆,开发治理闽南成绩斐然,他的名字和功绩闽南人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开千百世衣冠文物”是人们对他恰如其分的总评价。而他为国捐躯后,漳州民众对他更是无比怀念、追思,称颂、崇拜。溯自唐总章二年(公元669)至元和十四年(公元819),以归德将军陈政为开漳先驱以来,经其子元光为之奠定基业,继由其孙珦、曾孙酆、玄孙谟蝉联刺史。连同元光祖母魏敬,陈元光家族祖孙六代薪火相传、前仆后继戍闽开漳,率众启土,领袖一州,坚毅不拔,建漳治州长达150年。他们及其南下府兵不懈努力,在闽南之地实施创新改革、融合民族等措施,加速了我国东南边陲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使处于祖国东南海疆的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巩固了大唐王朝的中央政权。昔日蛮荒之地,渐成文明之邦,成为有“闽粤重镇”、“海滨邹鲁”之称的繁荣富庶之地。其一家为戍闽而牺牲者先后共达六人,虽然唐史略而无传,但其为漳州所建立的功勋业绩幸凭人们的口碑犹得以永垂后世。也因为此光辉的勋绩,在百姓心中,陈元光由人而为神,并代代相传下来。

其次,陈元光的神化缘于他与其所率领的府兵及至整个南下移民体系有着“业缘、地缘、血缘”的关系。由于陈元光所率领的府兵,都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他们之间非亲则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元光任人唯贤,爱护部下,受到各级将领和士兵的爱戴,更因为他鼓励“五十八姓交为婚”的民族融合政策使得他不仅是这些将士们的统帅,自然也成了他们子孙们的统帅。先后两批入闽开漳的87姓、近万名将士及其家眷,就地安家落籍后,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其后裔成为漳泉潮汕地区主要人口成分,并呈扇形源源不断地向台、琼、港、澳和东南亚及欧美诸地流徙,这就历史地造就了“漳江思源怀固始,唐人访祖到闽南”的“根文化”现象——当年开发闽粤,落籍南疆的大唐将士,成为中原汉人入闽入粤及其渡台后裔的开基祖,成为由闽台再渐次播迁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的“根”,成为欧美各地“唐人街”的血缘与历史源头,成为联系闽台同胞、海外侨胞和世界客属的亲情和精神纽带……这样,对陈元光的敬慕之心不仅常在,而且崇敬爱戴之心随着他部下家族的繁衍与日俱增,神化他就代代相传了。

再次,陈元光的神化与历代朝廷的重视、恩赐和再三加冕有关。陈元光开发漳、潮地区的业绩,受到历代朝廷的褒崇。唐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唐玄宗赐赠陈元光为豹韬卫镇军大将军,临漳侯,谧忠毅文惠。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又追封为“颖川侯”,敕建"忠烈祠"于漳浦城郊西宸岭上(即今成惠庙旧址),并诏立"盛德世祀之坊"以旌表。唐贞元三年(公元786年),州治迁龙溪(今漳州市),德宗皇帝加封"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北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神宗追封"忠应侯"。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2年),宋徽宗追封"开漳主圣王",并赐庙额"威惠庙"。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徽宗又赐封"忠泽公"。南宋高宗皇帝加封"英烈忠泽显佑康庇公"等。明朝又改封他为昭烈侯、威惠开漳主圣王。清追封高封祀典开漳圣王。经过历朝皇帝对陈元光的推崇,陈元光的伟大形象在民众心目中愈加神圣,这也是漳州地区人民把他尊为“开漳圣王”的来由。

开元年间,陈元光儿子珦任漳州刺史时,一次偶然机会遇到著名诗人王维,遂请他为其父元光将军像题词,王维景仰将军的功德,欣然写了《陈元光像赞》:异表殊姿,人争快覩。玉质金相,阚如虓虎。心眷有唐,光照启土。燕谋贻翼,实乃临漳之鼻祖。允文允武,谁可与伍。以孝以忠,烈士英风,可播扬乎千古。

宋代龙溪进士蔡襄曾赞曰:“曾凭水栅誓长江,报国全躯事不双。力屈已嗟关羽死,势孤犹笑李陵降。宿坟古剑龙腥匣,怀璧灵旗兽缠杠。神理高高人意近,楮钱祈福暗坐窗。”

宋代一位名叫吕涛的漳浦知县在诗中是这样颂叹陈元光的:“当时平寇立殊勋,时不旌贤事弗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

的确,陈元光将军倡建漳州,开拓闽南,使昔日犀象蛇豕出没之区,左衽椎髻集居之边陲,历经艰辛开发成一派美丽富饶的锦绣山河,并于其间建立一座繁荣的名城——漳州,屹立在风光如画的九龙江畔、芗江平原上。可是陈将军的英名和业绩并不见载于新、旧《唐书》上,虽然如此,他在福建的史册上,尤其是在漳州的开创史上,总不失是一位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因为自唐以来,历代除了屡续有封赠,还于州治所在地为其立庙崇奉。先天元年(712年)诏增秩赐谥,并于漳江畔之州治所在地为其建立祠庙。开元四年(716年)徙州治于李澳州之后,复有诏重新于治所之西建庙,名“陈将军祠”,俗称西庙,并追封为颍川侯。贞元二年(786年),州治再迁龙溪,复于州治之松州建庙。迨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继于州治之城北又修一庙,俗称北庙。至于民间,闽南父老有口皆碑,称颂陈元光父子功业,千百年来,漳潮一带以至台湾民间广为建祠立庙。如今崇祀陈元光的庙宇遍及闽、粤、台及东南亚一带,仅漳州地区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就有251座,而台湾岛的开漳圣王庙已逾300座,历代香火甚旺,更见其影响之深远。各地的寺庙里均可看到“开漳圣王”陈元光外表威仪的画像塑像,后人因为感念他的功绩,把心目中的英雄美化神化,所以千百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人造的“圣王”形象。

1300多年来,开漳圣王威惠广济,遗爱万民,传播海内外。据有关资料统计,至今海内外开漳86姓将士后裔多达5000万人以上。而台湾现有人口中,闽籍82.5%,其中祖籍漳州的就占35.8%,台湾全岛1963年户口统计,500户以上的100个姓氏中,有63姓共67万余户的族谱记载,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固始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平乱的开漳府兵将士后裔,占台湾总户数的80.4%。而63姓中,又有45姓的家谱载明先祖是随陈政、陈元光入闽的。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开闽始祖大多就是唐初跟随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的中原将士、固始子弟——“河洛郎”。这些入徙台湾的开漳河洛郎后裔,在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中,形成具有血缘或籍缘关系的同宗、同乡聚落,并把祖籍地的生产技术、地方语言、文化艺术、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带入了台湾。一千三百多年来,随着开漳将士后裔的繁衍与迁徙,闽、台、粤、浙和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后裔多为之立庙崇拜,足见影响之深。海内外凡讲闽南话、潮州话的河洛儿郎,大多是开漳将士后裔。除原屯地的闽南、粤东外,历代均有其后裔陆续从“唐山”飘洋渡海,过台湾、下南洋,以扇形向外辐射。不但如此,每逢农历二月十六日陈元光将军诞生日、十一月初五日他逝世的纪念日,海内外漳籍同胞、陈氏后裔,有的就地纪念,有的千里迢迢到漳州城北郊“陈元光将军陵园”或云霄威惠庙举行祭典活动,纪念将军。2006年10月,新加坡举行首届国际开漳圣王文化联谊会,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日本、泰国和菲律宾的近千名信众汇聚狮城,这就是一次展示开漳文化的国际盛大活动。

目前,开漳圣王文化已成为广泛团结台胞和海外侨胞的桥梁。开漳圣王文化中的血缘、地缘文化,是漳台之间所有文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根基和核心;其有形遗产祠和庙,是迁居到世要界各地的漳州先民子孙寻根谒祖的圣殿;开漳圣王崇拜信仰是国内外信众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方式之一。

    弘扬开漳圣王文化,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世界各地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利于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物质经济文化化的趋势正逐步加强。进一步弘扬圣王文化,可以吸引更多的漳籍同胞来漳州寻根谒祖,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来漳州观光旅游、投资兴业,进而推动漳州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让旅游资源的爱国主义内容也成为一种特殊文化产业发挥作用。

现在,我们缅怀先贤,更重要的是要弘扬先贤的崇高精神。戍闽开漳先贤们在戎马生涯和开发建设实践中所创造、所形成的团队精神,集中体现为“元光精神”,即“开漳精神”,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壮士们万里赴戎机,不顾征途艰辛,环境险恶,慷慨赴征,义无反顾,那种以国家江山社稷为素,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崇高精神:那种烧荒屯垦,辟地扎营,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开拓进取精神;为了“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牺牲精神;那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团结协作精神等等,至今令我们倍受感动,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