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台湾挂印总兵官苏明良

首任台湾挂印总兵官苏明良
苏登科
台湾镇，又称福建台湾镇，初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清代台湾最高军事单位，其内主官则是台湾镇总兵官。台湾总兵是外海总兵中最要缺，兼辖陆海军务。原是特旨拣选，后由闽浙总督决定人选，奏请皇帝派任。台湾总兵并非挂印之缺，雍正十一年（1733年），福建总督郝玉麟于台湾善后事宜等事案内，题请台湾镇照西陲边疆之例，才改为挂印总兵官，使其加重权责，可以行使审判刑事，径奏权或便宜行事，也因此位高权重。而据刘良璧编纂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载，首任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正是苏明良。在198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就有苏明良写给雍正帝的54篇奏折。从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位细心勤政、在“理番”事务中富于举措的台湾总兵的身影。他和历任的数十位台湾总兵一样，为台湾的安定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
苏明良，字虞廷，号省斋，清代漳州府海澄县八都（今漳州市龙海区虎渡村岭头社）人。据《苏明良墓志铭》载：“其先世为宋赠大夫碧溪公（苏宋杰），高祖凤所公，曾祖恩若公（苏茂梧），祖春霑公，父直庵公（苏侃），皆赠荣禄大夫。” 苏明良年少时，身材雄伟，天生聪明，读书过目成诵。当时，他的父亲任湖南洞庭水师副将，经常带他出外巡视。所以，苏明良从小擅长骑马射箭，熟悉谋略，喜读兵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苏明良随父归乡。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任漳浦守备。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蓝廷珍征台讨匪，以功累迁右营游击。
雍正元年（1723年），任泉州城守营参将。第二年，转任浙江提标中军参将。
雍正三年（1725年），由浙江提督杨长春保荐，于六月初八日在箭亭晋见雍正帝。
雍正四年（1726年），任浙江湖州副将。
雍正五年，任广东碣石总兵官。上任伊始，苏明良就收到雍正帝给他的五个奏匣，并口传旨意：“以后应奏的事，总督近呢交与总督代奏，巡抚近呢交与巡抚代奏，若有机密要紧的事，再差家人来奏。”（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3册727页）
第一次上奏，苏明良就大胆地谈到鸦片问题，提出“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以息盗源”，还详细描述了鸦片制作和吸食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
在奏折里，他说：“鸦片一项产自外洋，近来闽广洋商以药材为名，与贩获利，惟闽省厦门、台湾最盛。因而一种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用小铜锅将鸦片炮制成膏，然后将烟丝入内拌均，亮干为烟。又截竹为筒，内贮棕丝以便呼吸，乃私设馆舍，聚集数人成群结党，相依枕席，循环递吸。夜聚晓散，夜夜如是，从无间断。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更难枚举，是以少年子弟易坠其术中。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则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但吃此烟，必列肴馔、果品，相兼而食，不致速害，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是鸦片之贻害地方，匪鲜浅矣！然地方官虽有禁止，不过代兵役开需索之端。以臣愚见，欲除此害，必绝其源。伏乞皇上敕部通行闽粤督抚：严禁洋商，嗣后如有与贩鸦片及私开鸦片馆者，或被拿获，或被首告，即将洋商、船户、铺家、地保、邻佑人等，概行从重治罪，并严加处分漫无觉察之地方官。庶民命拯，而盗源息矣。”（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847页）
正是由于苏明良发现这种吸食“鸦片烟”的恶习迅速蔓延，出于整顿风俗酗，雍正帝当即批示曰：“此系应行者，该部详议施行。”因此，在第二年春天清廷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查禁贩卖“鸦片烟”的条例。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旨在禁毒的法规。也充分说明苏明良，是个正直、有胆识的人。正是这种高贵质量，才赢得了雍正帝的赏识。他是中国禁毒史上，第一个提出禁毒的人。他还三次获得雍正帝亲笔手书“福”字联。
现在，在岭头社祖厝正堂横梁悬挂的“福”字匾，就是雍正帝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初二日钦赐苏明良。在“福”字匾左右，还有“奉旨葬亲”牌坊。这一“奉旨葬亲”讲的是，苏明良在雍正十年（1732年）向皇帝请假三月回乡安葬父亲。也正是这次回乡葬亲没几天，雍正帝又旨令他立即接任台湾总兵官。
在《奏报到台日期及地方宁谧雨水米价情形折》里，苏明良就详细谈了到台经过。他说：“臣于上年（雍正十年）拾月贰拾日到闽，因思台湾南北二路甫经荡平，善后之策益切紧要。是以臣于拾壹月初壹日安葬臣父明白，随即趋赴福州府，与督臣郝玉麟面商善后机宜。旋即复回臣家安顿臣母，于拾贰月初三日前往厦门配启渡海。缘隆冬北风盛发，难以戗驶，延至雍正拾壹年正月初壹日抵台，初贰日接印视事。所有善后抚绥一切事宜，经臣节次举行，并呈请抚提臣酌议。”（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3册891页）
苏明良在台湾当总兵，只有两年半时间，却写了三十几篇奏折，史料相当丰富、翔实，小到一担米卖多少钱，都写得一清二楚。看他的奏折就知道，总兵不好当。不仅要带兵巡视海疆，维护社会治安，还要时时注意天气变化，收成如何。
在《奏报地方宁静并收成米价情形折》里，他说：“臣询之农民，咸称美恶相兼，计有七分有余收成。现在（雍正十一年）府治民间日用粗米，仓斗每石价银八钱六分至九钱五分不等，其凤诸彰三县地方米价，仓斗每石价银七钱至七钱七八分不等。”（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5册618页）
在《奏报地方宁静早稻丰收及粮价并行店失火情形折》里，苏明良还谈到一次行店失火和参与救护的情形。那次火灾毁坏312间房子，火势之大可想而知。
他说：“（雍正十一年）陆月初捌日夜，大雨滂沱连绵三日夜。各处田畴，俱皆沾足。农民乘时栽插，莫不欢呼称庆。现在，府治米价新米仓斗每壹担只卖银捌钱，旧米每壹担只卖银玖钱。万姓乐业地方宁净。惟是伍月拾玖日夜子时，不意府治西定坊陈宝蜡烛店内失火。臣闻报，登即带领弁兵前往救护，缘东南风乘发火势猛烈，兼之彼地人烟辏集，行店比连，难以护灭，臣即令弁兵拆卸房屋，截断火路，至丑时方息。计焚烧行店，并拆卸房屋，总共三百壹拾贰间。幸是夜月色光辉，并无损失人口。”（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4册818页）
在《奏报巡查地方回署日期及风雨调和二麦丰稔情形折》里，还谈到轻骑减从，前往地方巡查，并受到“各社番黎老幼，悉皆欢迎道左”。
他说：“臣于本年（雍正十三年）正月贰拾肆日，轻骑减从，自备裹粮，前往北路上淡水一带地方巡查。自入春以来，风雨调和，二麦丰稔，民番乐业，地方宁静。所有新设各营汛，臣逐一确勘，俱各妥协其兵丁技艺。臣沿途操演，分别赏罚，以示劝惩。至于各社番黎老幼，悉皆欢迎道左。臣宣布皇上圣德，加意抚绥，赏给烟布、银牌等物，不敢丝毫扰累。各社番黎莫不怀圣德，而畏天威，甚属帖服。更有上淡水所属之大甲东等柒社番黎，仰沐圣化，咸知摩义，革薄从忠，佥呈情愿捐谷三百壹拾石，积贮社仓，以防旱潦。臣见其急公情殷，面加奖励。”（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783页）
在《奏报沙里与土著人等归化折》里，也谈到台湾原住民的归化问题。
他说：“兹幸沙里与社生番席由敏等男妇，计壹百玖拾玖名口，相率向风，愿归赤子，年贡鹿皮拾领，折饷贰两肆钱，照民交商供役听令。虽云寥寥几番，不足以供齿数，然既喁喁向化，亦可以验时盛平之景象耶。臣随即委员前往该社，宣布圣德加意，抚恤赏给盐糖烟布等物，以慰归诚番黎。”（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册334页）
对台湾原住民的安抚，雍正明确谕示，对表示顺从前来归化的，务必“施恩布教，令其心悦诚服”。如果说，康熙在统一台湾问题上写下了值得称颂的一笔，那么，雍正的治台措施，更有益于台湾的稳定与发展。
在台湾史研究中，有关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台湾原住民先后三次赴大陆贺寿朝觐，其缘由、背景虽然不同，但均属清季台湾“理番”事务中的重要事件。
在《奏报派员护送凤山等县各社番黎赴省庆贺圣寿折》里，苏明良就第一次提到台湾原住民与大陆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以及细致安排人员“沿途照料，护送赴省”。
他说“恭逢圣寿昌期（雍正十二年十月），恳请准赴会城，敬效高呼同庆事。据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各社番黎庆福等，环绕臣署，俱皆倍切踊跃欢欣，争趋赴省顶祝。臣见其情词恳切，出于笃挚，未便阻其爱戴之诚悃。随会同台湾道臣张嗣昌，遴选通晓汉话土目番黎贰拾贰名，通事伍名，派拨文武弁员沿途照料，护送赴省。”（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册79页）
清朝皇帝的万寿节庆，通常举国庆贺，邦国藩属亦派使朝贺献礼。而台湾原住民提出赴大陆贺寿则前所未有。台湾原住民庆福一行，“赴省庆贺万寿” 这一事件，无论源自原住民“向心归化”之愿望，还是地方官员弘扬皇恩之举措，它开启了清代台湾原住民通过官方管道赴大陆参访的先声，这不仅在清廷的台湾“理番”实践中属别出心裁之举，而且对乾隆时期原住民两次赴大陆贺寿朝觐也提供了前朝之鉴。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台湾原住民的朴实和苏明良细心勤政的表现。
在《奏报蓬山社番妇拾遗不昧折》里，苏明良提到本年贰月贰拾陆日，有蓬山社番妇茅劳女番子，于是日黎明时候，因夜得雨喜欢往园巡看黍苗，至大路旁拾获花布包壹个，内包裹乌布长褂壹件、白布衫壹件、厘戥壹把、眼镜壹个、家信壹封，重贰拾两。番妇母子将包裹开看，知系财物不敢隐瞒，交明通事李荣缴官查明给还失主。当官交还失主林凤领回，林凤取出银一半酬谢，番氏母子坚辞不受理。缘由转报到臣，臣随发给花红银牌等物，前往奖赏，以示鼓励。”（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册167页）
雍正帝不仅看了奏折，还朱批曰：“实在极好之事”。
雍正有一个爱好：搜集把玩鼻烟壶。当时鼻烟壶在社会上流传极少，在宫中地位非同一般，只有极少大臣能得到专享。其中，苏明良就曾得到雍正帝亲自赏赐的一只精美鼻烟壶，以及平安丸、御制扇坠、熏貂冠、貂皮褂、玻璃炉、火镰包等物。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突然病逝。从福州将军阿尔赛六月二十日写的奏折可以看出，苏明良当时正在台湾办理移交手续，准备去泉州接任陆路提督。（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8册633页）
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苏明良任福建陆路提督八年。官居一品，显赫一时。但他还是朴素待人，洁已奉公。捐祖庙，助宗亲，赈贫民。在任期间，军队训练有素，严防守卫，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谕调苏明良为广东提督（见《清高宗乾隆实录》卷一七七）。苏明良未及就任，于十一月十六日子时，病逝于泉州提督官署，享年六十一岁。诰授荣禄大夫。赠都督同知。封三代。赐葬于泉州清源山支脉朋山岭南麓。
元配朱氏、继配孙氏，皆赠正一品夫人。传有二子七女。长子苏光弼，次子苏光曜。苏光弼字衡山，荫袭浙江宁波同知，后任杭州知府、台州知府。得仕十余载，历官三地，每到一处都是兢兢业业做事，御任归乡两袖清风，象他的父亲那样正直做人。
注：本文写于2010年8月25日。2012年首次刊载于管成学主编《新编苏姓总族谱》祖德政绩篇。2014年再次刊载福建省姓氏研究会苏氏委员会主办《首届海峡苏氏文化论文集》第16-20页。2016年又刊载台湾省姓氏研究学会主办《台湾源流》总74/75期。
（苏登科2010年8月25日稿）
（作者单位：漳州苏明良史绩研究会）